十月的第三周，《当代》编辑部被招到了前楼会议室开会。

今天社里各编辑室的骨干力量都被叫来了，会议由总编卫君怡主持。

覃朝阳问林为民：“这不年不节的，开哪门子会？”

开会是总编室通知到林为民，林为民再通知编辑部的同事们，故此覃朝阳才问他。

林为民说道：“说是要讨论一下明年的发稿路线。”

今天的会老蒙不在，不用参加，覃朝阳和林为民是编辑部的主力，两人聊了几句，摸不清具体情况。

等到会议开始，卫君怡发言。

大意是近一年时间文坛的关注方向正在发生急速的变化，最显著的一个现象是发表的长篇当中，写改革的越来越多，不仅是出书种数增多，题材面也较之两三年前更广。

这其中还有个现象就是改革文学的“长篇化”。

前几年改革文学发轫之时，基本以短篇、中篇。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改革文学作品是以长篇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变化所反映的更加深入的问题是，改革文学正开始慢慢的将改革的精神保留到文本的叙述当中，作为一种基本的理想继续作用于文学。

说的更直白点，就是改革文学越来越像个壳子了，什么东西都开始往里装。

所以，改革文学变得越来越杂糅、综合，故事线索、人物关系、时间交叉等方面都变得更为复杂。

卫君怡又拿今年社里再版的长篇《沉重的翅膀》来举例。

《沉重的翅膀》是作家张婕创作的长篇，国文社首次出版于1981年。今年再版，相比于81年那一版有了重大的调整，只在第一章内容里就加入了一千多字关于生计的描写。

“这充分说明了改革文学的题材领域正在逐步扩大，对人的关怀也更加细微……”

“改革英雄乔厂长‘上任’已有五年之久，模式单一，再加上时间的洗涤，客观上已经产生了让读者们审美疲劳的弊端。

纯文学也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写作方式，束缚于政策图解之中。因此，即使是改革文学，也必须要更具可读性，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

众多同事在听到卫君怡说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朝林为民望了过来，眼神怪异。

前不久林为民刚要搞丛书，说是要强调通俗性，今天总编开会说要有可读性？

凑巧也没有这么凑巧的吧？

大家合理怀疑林为民一定是得着卫老太太提前面授机宜，才搞了这么一出。

为民同志可以啊，现在跟领导的关系都混到这种程度了吗？

大家不禁开始回想起林为民往日里跟卫老太太的接触，别看每次这小子总是挨骂，可实际上吃亏的事从来没沾到过，全是占便宜的事。

几个来参会的编辑部同事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再次看向林为民，眼神都不一样了。

“在这一年时间里，通俗文学已经悄然兴起，对于纯文学构成了相当大的压力。《故事会》杂志发行量高达三百多万册，《山海经》更夸张，已经突破了四百万这个关口。

我们社里卖的最好的杂志是《当代》了吧？最多的一期也不到二百万册，以后这个差距恐怕会越拉越大。

同志们，我在这里给大家透个气。十二月份，上面会颁布一份文件……”

卫君怡说到这里，所有同事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大家都知道，能让她如此严肃对待的文件，绝对非同小可。

“这份文件讨论的是关于期刊出版发行实行自负盈亏的问题。”

“轰”的一声，会议室内在卫君怡说完这句话之后如同一锅热油内被倒进了凉水，炸开了锅。

建国以来，国内的所有报刊杂志背后都是各个级别的政府机构、国营单位，吃的都是财政饭，盈亏从来不在大家的考虑范围内。

现在，国家竟然要实行期刊自负盈亏，这得有多少家刊物要倒掉啊！

不是大家悲观，而是大家太了解如今国内的期刊情况了。

这几年时间，全国各个地方的刊物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绝大部分都是各地自己搞出来的，基本都是靠背后的各级单位拨款维持，真正能够做到自负盈亏的，少之又少。

很简单的道理，一份地方刊物，通常的销量几千册到几万册不等，个别影响力较大的刊物可以达到十万册以上的销量。

以每期发稿三十万字来计算，稿费标准再低，每期的稿费支出少说也是两千块钱左右。

再加上人工、行政、发行等各项支出，不算印刷费用，卖个一两万册是根本回不了本的，至少也得是五万册以上才有可能达到收支平衡。

可问题是，别看这几年国内很多纯文学杂志动辄都是几十万册、上百万册的销量，但那很大程度上属于幸存者偏差。

《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钟山》、《燕京文学》、《沪上文学》、《青年文学》……

刨除这些全国的一二线文学杂志，真正能够做到期期销量五万册以上的地方刊物有几家？

答案是：屈指可数。

而一旦这份文件下发，等待这些刊物的命运只有一个：停刊。

唯一可以画上问号的是停刊的时间，看看哪家刊物撑得时间相对长一些而已。

想到这里，大家不禁感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