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第四期《当代》已经上市了二十多天时间，林为民的《一个都不能少》也发表了二十多天，评论界对于这部的评价普遍是以正面为主的，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林为民时隔两年的最新作品，没有了以往的锐利和灵气，显得非常平庸，有些刻意煽情。

而跟评论界两极分化的言论比起来，众多读者对于这部的评价要更加正面和积极一些，来信几乎都是以赞扬为主。

其中反响最热烈的，还要属广大的大学生群体。

这群风华正茂、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在看完《一个都不能少》后感触强烈，不少人都给《当代》编辑部来信，纷纷表示有投身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想法。

其中第一封提到这个想法的读者来信还收到了林为民的亲笔回复，林为民在信中对那位一腔热血的大学生良言相劝，劝他三思而后行。

本意是希望他能够深思熟虑，不要后悔。

可热血沸腾的大学生似乎理解偏了林为民的意思，认为林为民是不信任他，竟然将林为民的信寄给了《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1951年于燕京创刊，是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级主流媒体。

自1978年复刊以来，先后报道了身残志不残的张海迪、中国女子排球队等青年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的事迹，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且热烈的影响。

这种媒体，历来对于青年人勇于奋斗和担当的事迹是充满了兴趣的。

大学生在寄去林为民的信的同时，又给《中国青年报》投书一封，详细的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中国青年报》编辑部顿时就来了兴趣，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受感于希望投身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这是多好的宣传素材啊！

编辑部立刻就将林为民的这封信和大学生的投书润色后，发表了出来。

《中国青年报》是全国性报纸，当期报纸发表短短几天时间内，立刻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读者们都看得出来，林为民给大学生写那封信的目的是出于好心。

就像他在信中所写的那样，“我希望你并不是因为受感于的一时冲动，而是叩问自己的内心，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才做出了关乎人生命运的重要抉择”。

而大学生在投书给《中国青年报》文章中的描述，则带着青年人特有的青春热血和理想主义，尤其是结尾的一段话。

“我要感谢林老师的好心，但我更希望他能够正视我的决定，这绝非是一时冲动所做出的草率决定。

我自愿投身于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请祖国和人民监督！”

《中国青年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它发表这篇文章之后，不仅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读者们的关注和讨论，也引起了很多媒体的讨论，而且这种讨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不断的扩大范围。

这个时代的大学生是真真正正的天之骄子，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按理说应该把他们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把这些国家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送到国家最贫困的地方去教书育人，短时间内难以出成效，也有大材小用的嫌疑。

支持与不支持的读者迅速的分成两派，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有蔓延成一场全国性大讨论的趋势。

在八九十年代，这样的全国性大讨论并不少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了女工潘晓的一封来信，掀起一场关于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潘晓讨论”；

1982年7月11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大学生张华为救掏粪工牺牲的事迹，大学生换掏粪工，一时引发了国人关于生命价值判断的大讨论。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在物质上是贫瘠的，但在精神上却又是丰足的。

这些全国性的大讨论，丰满了一代人的人生，成了他们人生的养分，也带给了整个社会无限的活力。

近几年来，像这样的大讨论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少，有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国内现在的关注和精力已经越来越被经济生活所吸引，而忽略了对形而上的追求。

《中国青年报》上的报道，恰好激发了国人已经沉寂多时的精神追求。

林为民没有想到他的信会被发表到报纸上，对于外界舆论的发展更是始料不及，直到《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找到他时，他仍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林老师，对于现在各方的讨论，您抱的是怎样的态度呢？我看了您的信，您对于大学生的决定似乎并不算支持。”

面对记者的问题，林为民无奈苦笑：“当时主要是怕这位同学是看完了我的，一时热血上头，做出了草率决定，所以特地给他回了一封信。我倒不是不同意他去，只是希望他能够审慎的决定，这毕竟是关系到人生未来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