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几千年中，中医在医学领域“一枝独秀”。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

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

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因医德高，被人尊为“药王”。

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倭国、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大宋朝廷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

金元以后，中医开始没落。明清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的另一高峰。

只可惜，自清朝末年之后，华夏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国运衰弱。同时西方思想和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历程。

清末民国时期，那些全面接受西方思想的精英人物，西方最精华的科学技术没学习到多少，回到自己的国家看什么都不如人，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废除古文，废除中文，废除中医，废除一切他们认为可以代表华夏文明的一切，恨不得把自己的老祖宗的根挖断。

在这种背景之下，在华夏医学史上，我国曾三次发生废除过中医的运动。

1879年，清末国学泰斗俞樾先生在其《废医论》中首次明确建议废除中医。俞樾先生认为中医的所有理论均建立在阴阳五行之上，辅以一些肺腑经络的学说，这是一件非常荒谬且愚昧的事情。

而俞樾先生的这一倡议顿时得到了晚清一大批学者的响应，比如著名学者严复认为“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就是说当时的学者对于中医的质疑基本上来源于对中国古代“玄学、巫术”也就是“迷信”的质疑。

当你连基本理论都是错误的时候，还怎么能去说建立其上的学科是正确的？

不过相较于其他学者，俞樾和严复已算是较为理性派，比如俞樾先生晚年的著作《医学说》则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废”，虽然他有着别人所没有的理性思维，但是“药不可废”依旧表明了那个时代以及一名国学研究者，而不是医学研究者的局限性。

在那个西医尚且存在着很多荒谬之处的年代里，当时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从分子层面去分解中药材，而得出诸多中药才是身体健康最大的杀手的结论。

梁启超就曾激烈的抨击中医为：“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陈独秀更是在《新青年》报上撰文，“不解人身之构造，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在陈独秀看来“杀人以中医与弓，有以异乎？”

到了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并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上述两次废除中医运动还只是一部分人的提议，属于个人对中医的反对行为，对中医本身有冲击，但是危害不大。

而后北伐成功，在执行的汪精卫等人的鼓动下，废止中医的主张在1929年2月27日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部会议”获得通过。一时间举国哗然。为了挽救中医，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行动，积极与废止中医派周旋，最终保住了“国粹”中医的地位。

这种前所未有的从政-府层面立法取缔中医的行为，对整个中医药体系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流毒深远，现代社会也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名人孜孜不倦地试图取缔中医。

那么，现代西医为何如此强势？政治上的因素用不着去讨论，重点在技术和治疗效果上。西医技术和治疗效果那么强势，那是在现代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发展壮大的基础上，西医在医疗器具和化学药物方面全面发展的前提下，才在短短一百来年时间得到高速发展，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内部分工相对独立的医疗体系。

对于现代医学而言，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的发现和大规模开发利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青霉素是1928年被弗莱明发现，1943年才大规模生产制造。

青霉素等抗菌消炎药物大规模出现之前，西医是个什么状况？

只需要把时间继续往前推一百多年，大家可以去查查资料，看看西医是个什么状况？中医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如果继续往前推移，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中医才能代表医学，除了中医，还有哪门医学体系有那么全面而又系统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典籍？

按照现在的观点，18世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英国实现工业革命，法国发生大革命，美国爆发独立战争。继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西方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胜利，使各大城市日益呈现出富庶繁荣的景象，人们以层出不断的政治运动来反抗现实制度，这种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来自当时崇尚自然科学与精密科学的思想意识。

18世纪，牛顿力学成为近代科学的基础，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数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也都取得了巨大发展，18世纪的西医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尤其近代西医临床医学是在18世纪开始打下了基础。

如果离开现代医疗器具和药物的辅助，西医和中医个体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

不妨设想一下，在荒郊野外或者偏僻乡村，医生遇到那些正受到各种病痛折磨的人，等待医生给他们解除病痛折磨。在等不到外界支持的困难情况下，中医会如何处置，西医又会如何处置？

离开庞大的现代医疗设备支持，那些西医，特别是高高在上那些专家教授级别的西医恐怕连患者有没有生病，生什么病都判断不出来，如何制定合适的医疗方案给患者进行有效治疗？那些患者面对这种名医等于没有，还不是等死的命，要那些医生干嘛？

而中医则不同，望闻问切是合格中医的基本技能，中医师自身就是一部综合检查仪器，完全可以判断患者的病症，并且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药材也不需要特别去调用，大自然中就生长着各式各样的药材，中医师可以自行寻找，就地治疗。

如果这位中医师还修炼果类似养生功的功法，掌握中医六大医术，那么，那些患者有福了，他们遇到可以手到病除的大神医了。

西医医生对医疗体系依赖性太大，离开医疗体系的支持，大多数西医医生就根本就无法履行治病救人的职责。

中医师则无需依靠医疗体系，简单来说就是传统中医师无需依靠医院生存，他们自身就能制造出一个相对完善医疗环境，履行他们悬壶济世的神圣职责。这就是一位合格中医师优越感。

能够一心多用的祁景焘美滋滋地畅想着中医的美好未来，面对自己的病人也不耽误，诊断治疗一手包办。今天来就诊这些患者又不是什么绝症、重症患者，他面对的患者自然是手到病除，效果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