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接着说：

“

对于王安石怀着“险远”的志向，本着“尽吾志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的人生态度，一意孤行地把国家搞乱了——这不是他的本意，但这确实就是他的政治遗产。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急功近利，对变法困难的预估的不足。

我们之前提到的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总得算下来，共颁布了大小十一项新的立法，其中像在宋王统治区都是全面推行。

从熙宁二年七月六日的均输法开始，到熙宁六年六月的短短四年间，激进的程度可想而知。

但凡是一个成熟的改革家，都知道变法需要的是循序渐进，试点进行。

王安石丝毫没考虑到这一点，在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之后，便一股脑地在全国推行他的变法。

这样的后果便是这些变法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困难重重，面对这些困难之时，王安石等变法家不是想着如何解决困难，而是一致认为这是反对派在背后使绊子，将矛头指向了反对派。

两派的权力斗争最终依旧解决不了这些变法遇到的困难。

除了这些，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权力的斗争导致了变法掌舵者的频繁变更，还有变法派的内讧，用人不当……

还有前面稍微提及的声势浩大的反对派……

最后自然是民心的缺失，苏轼的上书中提到了一部分，但还有没说到的，比如地方与民争利、横夺暴敛，让本应受益的底层老百姓成为了受害者。

无论是反对派的强烈阻止，还是利益冲突中阶级之间之尖锐；无论是王安石没有看清兼并的根源，还是没有民众的支持；无论是变法本身的很多矛盾导致不可能彻底实现目的，还是朋党之争，于宋为烈；无论是变法中用人不当，缺乏人才，还是急功近利求速太快，欲速则不达；无论是王安石刚愎自用、陷入孤立英雄主义的错误，还是成在神宗败在神宗的优柔寡断和顾忌太多……

这些都注定了改革的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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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王安石没想到天幕的分析几乎都到位了！自己都没想到这么详细！

自己前不久还反思，来了个这场变法自我总结——将变法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用人不当。

吕惠卿是自己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自己对他有“父师之义”。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人，却在自己第一次被罢相的时候，害怕自己东山再起威胁到自己的丞相之位，便虚置冤案，欲陷害自己于死地。

想到这儿，王安石心里还是凉飕飕的。

是的，昔日的师徒二人在权力面前什么都不是了！因权力而分道扬镳是逐利的结果。

但自己难道就没有后手吗？可笑！后面他被查出敲诈商人五百万钱锒铛入狱。

自己再次拜相。

但他还是心有不甘，继续急忙网罗自己的问题，比如“隐瞒皇帝”、“对皇帝不忠”的陈年旧信，将自己彻底打倒了。

后面变法就变成结党营私排异争权的工具——唉！想到这儿，王安石的内心更觉得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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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幕：

“

当然王安石推出的新法，用现代经济学观点来看，是有一定科学性的，而且也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

所以同时变法也带来了一系列比较正面的影响。

比如富国的目的达到了没有？王安石最开始想的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一定程度上达到了。

根据《文献通考》，改革后的熙宁十年（1077年）国家税收比之前翻了4倍，比仁宗时翻了十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