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此，当时的赵煦是一笑而过。

皇帝不差饿兵！

水至清则无鱼嘛！

而且，说老实说，放纵诸司克剥手工业、打压商贾，是符合皇帝统治需要的。

因为，要是小作坊主、手工业和小商贾们的日子过好了。

就会引发虹吸效应。

让大量农村的无地贫民进入城市讨生活。

这些人的涌入，必然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增加统治成本。

偏偏大宋的城市化，是历朝历代所未有的。

早在元丰三年，大宋天下州郡的城郭户，就已经突破了两百万户（李清臣，元丰三年上书提及了这个数据），而熙宁十年时，户部统计天下户口是一千六百八十万户。

就这还不包括禁军、厢军及其家属，以及散在各地矿冶的矿工、海边的渔民、行船的商户、运河的船工。

你要是一个封建皇帝，看到这些数据，也会两股战战的。

自然会下意识的限制、打压。

诸司的克剥，权贵们的盘剥，官府的限制。

都是赵官家们乐于看到的。

甚至可以说是鼓励的。

而偏偏，赵官家们又已经离不开城郭户们创造的经济效益。

元丰七年，户部统计天下城郭户给国家贡献的收入。

仅仅是诸司这一块在场务上的收入，就已达到了五百零五万贯，另外还有布帛九十九万余匹（续资治通鉴长篇元丰七年十二记载）（元丰八年，罢市易务、罢堤岸司，这方面收入锐减，只有三百多万贯）。

而在商税方面，这个数字是八百多万贯。

此外，城郭户们还要交免行钱，这又是几百万贯。

大宋的城郭户用占天下人口八分之一的数量，贡献了超过三成的赋税。

而其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可能接近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后人看北宋，才会怎么看怎么别扭。

一边是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化突飞猛进。

一边是宫有制垄断官营经济大行其道，赵官家什么都要管，什么都想插一手。

三冗之一的冗员问题的源头之一，就在这里。

于是北宋活像个精神分裂患者，大脑、小脑各自打架，屁股和脑袋各坐一边。

但，只要代入到封建帝王的专制毒菜思维下，这一切就都显得合情合理了。

加上儒家现在其实也完全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千年的农本思想指导下，所有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都很茫然。

新党的王安石，旧党的司马光、吕公著，都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但他们都浮于表面，未能看到问题的真正原因所在。

同时，他们也都忙于党争，无暇处理和研究这个问题。

也幸好他们忙于党争，没有真正将目光投射过来。

不然，他们就会发现，有个可以吞噬一切的东西，就潜藏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化中，就潜藏在天下越来越多的城郭户里。

而赵煦在现代留学十年，看过中外历史。

自然知道，这个事情既可以让大宋中兴，国家富强。

同时一个不好，也可以让他或者他的子孙摸不着头脑。

但……偏偏，只有这唯一的一条活路！

其他路都是死路、绝路！

于是，再怎么不愿，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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