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勇，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要公演了，地点在天桥剧场，周六开始卖票。”

李奎勇撇撇嘴，“他演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跃民，你丫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甭跟我这磨磨唧唧的。”

钟跃民一脸讪笑，“我估计天桥卖票那天，全四九城的顽主都得去。我这不是心里没底想叫你跟我一起去吗。”

不等李奎勇回话，钟跃民抢先说，“奎勇，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什么时候需要还，你只管开口。”

李奎勇一脸坏笑，“你丫身上有那个艺术细菌吗？你是看舞蹈还是看大腿？！装什么大尾巴狼！”

钟跃民哈哈大笑，“奎勇，你丫可够反动的，那可是革命的样板戏！自打风暴开始，见天的《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看把列宁同志给忙的，我踏马都快把电影台词背下来了。”

“成，星期六我准到。都是哥们儿，人情不人情的就不说了，你帮我找几张蓝军邮兹当我的跑腿儿费了。”

钟跃民大手一挥，“没问题，小事一桩，那邮票我家里就有。奎勇，别怪我没提醒你，那种邮票已经作废了。”

李奎勇看着钟跃民离去的背影喃喃道，“跃民是可以深交的朋友…”

李奎勇的父亲叫李顺发，解放前从河北农村逃荒到四九城。一没文化二没技术，到了城市只能卖苦力，拉上了黄包车。

那时的黄包车夫和后世出租车公司的驾驶员一样，都属于早上一睁眼就得为车份儿钱奔波劳累的命。不同的就是黄包车夫更累更辛苦，挣得钱更少。

家无隔宿之粮，灶无半星之火就是李顺发的真实写照，娶妻生子对李顺发来说就是痴人说梦。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李顺发也加入了三轮车联社，从此不光不用为车份儿钱发愁，每月还有工资可以领。李顺发回了趟老家，从农村娶了媳妇回来，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李顺发夫妻一共生了九个孩子，活下来六个。李奎勇是家里的长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里有七张嘴要吃饭，就靠李顺发一个人挣钱养家。每天饿得前心贴后背，李顺发也只能勒紧裤腰带埋头拉车。

他的身体也就是从那时起垮掉的，一九六四年的冬天李顺发死了，死于肾衰竭和心脏病。

父亲一死，李奎勇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虽然他还在上初中一年级，却承担起了管理全家经济来源的责任，连母亲买菜也得向长子要钱。

在这个家里，弟弟、妹妹们可以不听母亲的话，却不敢不听李奎勇这个当大哥的话。

李顺发在世的时候，平时吃饭只有李奎勇能上桌，李奎勇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只能蹲在地上吃。

看着两间加起来只有十四平方米的房子，李奎勇就是一脸的苦笑。家里七口人的一切活动基本都是在床上进行的。说是床其实就是红砖和木板搭起来的大通铺。

李顺发死后，国家每月按时给李家发放抚恤金。抚恤金是按家庭人口发放，每人每月十五块钱。李奎勇家七口人领的钱倒是比李顺发活着的时候工资还高。

胡同里长大的穷人家的孩子，要么极其自卑，要么就极其自尊。当然在极其自尊的背后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自卑。

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的年代里，李奎勇家的孩子属于极其自尊的那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