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听了大吃一惊，两眼瞪着我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因为她知道我的裁剪水平太小儿科了！这是人家结婚穿的衣服。结婚啊，那可是人生的一桩大事呀，差一丁点都是不行的。

我岁数还小，也没有结过婚，当然想不到结婚对于一个人该有多么重要，但见妈妈的惊愕状态，觉得此事不是一般的大，就支支吾吾地对妈妈说，我把表叔的布料裁坏了。

你给人家裁成什么样子了？妈妈着急地问。

我说，长袖裁成了短袖，短袖裁成了背心。

妈妈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大骂了我一顿，还扇了我一巴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挨妈妈打，也是最后一次挨妈妈打。国青啊国青，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来？真是造孽呀！你说，你说，这件事情怎么向你表叔交待？

我说，我自己找表叔说去，他要打要骂我都认了！

光认了就行了吗？妈妈拧着眉头说。

那该怎么办呢？表叔总不该拿刀杀了我吧？表叔是个杀猪的，家里有好几把明晃晃的杀猪刀。我想哭，真怕表叔把我给杀了。表叔杀猪的技艺在雁浦村一带，名气很大，几百斤重的大肥猪，他一刀从心脏里捅进去，一会儿工夫猪就没了气。我才七八十斤的体重，他要杀我那还不是老虎吃豆芽——小菜一碟吗？

妈妈说，看你做的这些事情，真该让表叔一刀宰了你！当然，他不会杀你，你也不必害怕、着急和上火。形状的问题是，人家过几天纠结婚了，结婚仪式上穿什么？

那、那您说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嗫嚅着说。

妈妈说，走，我和你一块去，向表叔说明情况，给人家赔一块布料。

来到表叔家，我把背心递给表叔，说，对不起，我把你的布料裁成背心了。

妈妈说，我再给你买一块布料，我亲手给你做褂子吧。放心，一定不会耽误你结婚穿的。

表叔接过背心看了看，笑着说，呵呵，大侄子，你这背心做的不错哩，我还真需要一件背心穿呢！他穿在身上试了试，觉得还挺合适。转过头来对妈妈说，嫂子啊，你就不用再给我买布料了，都是亲戚故交，又是一村当院地住着，那样做就显得太生分了。

最终，妈妈还是给表叔买了一块布料，精心做了一件褂子。还好，没有耽误他结婚的日子穿。

......

这场事故发生以后，妈妈好长时间没有让我摸剪刀。她裁剪过衣服后，防止我再用剪刀，就把剪刀和皮尺放在一个小箱子里锁了起来。我也觉得自己可能天生就不是当裁缝的材料，也懒得再去摸剪刀了，一心一意地读起书来。

后来有个偶然的机会，又让我拿起了剪刀。学校里有少先队这样的组织，分大队、中队和小队三个级别。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都要在左臂戴一个小牌牌作为标志，形状是一张白片片上加着红色的横杠。大队长是三道红杠，中队长是两道红杠，小队长是一道红杠。

这些牌牌本来都是县教育局发下来的，有着统一的样式。但有的孩子佩戴这些牌牌上山打柴下地拔草，有时不小心就滑掉了，有的是红杠掉了，有的是整个牌牌全找不到了。

学校里开少先队会议必须佩戴这些标志，怎么办？

高清林校长想出一个救急的办法：自己做。他从商店里买回布料，准备找人裁剪后做一批牌牌。他先是在县城找裁缝打问，人家要手工费，价格还不低。

高校长想，就这样一个小牌牌还要那么多钱？一气之下不做了，拿回学校找当地人做。先是找到了我的妈妈，妈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而且报酬都不要，只是需要等两天，因为手头有一些急活儿需要赶出来，承诺顾客好多天了。

恰在这时，公社完小要组织一个大型会议，需要所有的少先队员参加，没有特殊原因不能请假。牌牌还没有做出来，高校长很着急。

我对高校长说，你别着急，这个任务我可以来完成。

高校长没有说话，只是狐疑地望着我，眼神里透露着极度的不信任，意思是别和我开玩笑，你小小年纪会干这个？

我对高校长说，我是雁浦村有名的“小裁缝”。大衣服我做不来，做小东西那是手到擒来不费劲的。

高校长听了仍然带着疑惑问，你说的可是真话？这事儿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说，校长啊，我胆子再大也不敢糊弄你呀！不信你问谷平、杨树方和周艳萍他们！

高校长真把这三个人叫到了办公室，问他们我是不是个“小裁缝”，会不会裁剪衣服？

三个人你看看我，我再看看你，谁也不说话。他们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高校长说，你们倒是说话呀！谷国青究竟会不会干这个事情呀？

杨树方结结巴巴地说，校长，是这样，要说他不会吧，好像也拿过剪刀，跟他妈妈学过几天裁缝，而且还在县城里跟他的两个舅舅学过；要说他会吧，他那两把刷子实在拿不出手。

怎么个拿不出手？高校长似乎对我有了兴趣，既然有同学做证，看来我还真能来两下子。

周艳萍接过杨树方的话茬说，有一次，他给他结婚的表叔做褂子，把长袖的裁成短袖的，又把短袖的裁成背心了，连袖子都没有了！他这两下子实在是二五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