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长张大喜满带歉意地对甄彦伟河范丽红说，现在没有办法，两位同志的东西只能等天气暖和冰消雪化以后才能找到了。

甄彦伟和范丽红一听，不由地苦笑了几声，嘴里什么都没有说，但心里却在想，那要等到几个月以后了。到那个时候，鞋还能穿吗？手表还能戴吗？

张大喜自然明白两个人苦笑的含义，连忙说，请两位放心，你们是为了雁浦村积雪保墒受到损失的，这个损失雁浦村一定会照价赔偿！

甄彦伟和范丽红一听，连忙说不必赔偿，我们下乡来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怎么能给老百姓增加经济负担呢？

张大喜说，这个事情你们就不要操心了，我们会有办法妥善解决的。

总算等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杨树方的父亲放牛从那块地上走过，见到了范丽红的那只皮鞋，还捡到了甄彦伟的手表。皮鞋早已经沤烂了，手表因为是半钢的，上面生满了锈斑，也早不走字儿了。而这个时候，两位干部也早已经完成下乡任务返回了原工作单位。

甄彦伟和范丽红虽然离开了雁浦村，但张大喜并没有忘记当初的承诺，一定要赔偿两位的损失。

人勤地不懒，此话半点也不假。因为雁浦村和全公社做了积雪保墒的前期准备，开春播种时墒土很好，夏粮秋粮都获得了好收成，而其他地方没有积雪保墒，粮食减产严重。有一次公社开会，书记表扬了雁浦村生产队长张大喜，说他时刻想着农业生产，想着乡亲们的生活，是个合格的生产队长。奖励你两顶草帽两条毛巾两件背心和两双胶鞋。

这一天，张大喜赶着毛驴车，到县城的农贸市场上卖了八百斤花生。他怀揣着厚厚的一沓票子，到县城最大的商店里，先给范丽红买了一双皮鞋，然后又来到钟表组想给甄彦伟买一块手表。被大雪埋住的手表是半钢的，容易生锈，张大喜想买一块“上海”牌的手表，这是当时国产的最好手表，全钢的不生锈，价格为一百二十五元。钱不是问题，重要的一定要对的起这两位为雁浦村老百姓做出牺牲和贡献的好下乡干部。

不料想，卖手表的售货员说，买这种手表需要工业券。

张大喜不知道什么是工业券，就说，我没有工业券，多给你二十块钱行不行？

售货员说，工业券就是购物证，和粮票布票一样，没有这个东西，钱再多也不能卖给你。

张大喜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回到雁浦村。晚上，他来找我，说你上次不是替县城那家商店破获了一宗盗窃案吗？你去找那位王建宁经理一下吧。

找他干嘛？我问。

张大喜说，我去商店给甄彦伟买手表，人家不卖给我。

为什么不卖？钱不够？我问。

张大喜说，不是钱的事，人家要工业券，没有工业券，你有钱也不卖给你。我的意思是你找找那位王经理，让他开个后门，他是商店经理嘛！

我答应了，为了甄彦伟和范丽红的事，咱绝对不能推辞。我到县城找到王建宁经理，说明来意。

王建宁经理两手一摊说，可惜，工业券没在我手里。

在谁手里？我有些不相信。

王建宁经理说，我要有这个东西给你两张都行。这个东西在商业局长手里。你只能找他去要。

我知道人家商业局长是谁呀？人家也更不知道我呀！能平白无故给我工业券？不可能。我只好也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张大喜见我也是空手而归，着急地说，难道甄彦伟的手表就买不成了？那咱们可对不起人家了。

突然，我想起了自己的两个舅舅。记得我跟着他们学裁缝时，看见县直机关的科局长们让舅舅们做过衣服，舅舅们应该认识这个商业局长。

张大喜一听，大喜过望，认识，他们一定认识。你明天就找你舅舅，给他们带几斤花生。

我再次来到县城找到舅舅，一问，他们还真认识这位商业局长。接下来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二舅给商业局长免费做了一套衣服，拿到一张工业券，手表和皮鞋就都买上了。

不料给甄彦伟和范丽红送东西时又遇到了阻力。两位年轻干部说什么也不要，最后说你们买上了也不好退货，这样吧，我们出钱买吧！甄彦伟说，我早就想买块上海牌全钢手表呢，一直没有如愿，想不到你们办到了，我还得谢谢你们哩！

最后，张大喜给了两位干部每人二十斤花生，说这是你们积雪保墒的劳动成果，一定要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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